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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麦肯锡董事长鲍达民:建议设立“一带一路”风险防范机制

3月28日,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这是中国国家领导人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方首次公布相关文件。这意味着,“一带一路”倡议从概念议题的讨论进入有具体指导的初始操作新阶段。

麦肯锡公司董事长兼全球总裁鲍达民(Dominic Barton)日前在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期间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独家专访,认为中国提出“一带一路”首先让全世界意识到了基础设施发展的这一需求,并将带动电力、商业服务和交通运输等行业发展,将会是巨大的商业机遇。在他看来,中国有庞大的资本,虽然中国自身仍有许多事情要做,但从发展的角度来讲,现在向外发展正是时候。

专访麦肯锡董事长鲍达民:建议设立“一带一路”风险防范机制

对于“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的风险,鲍达民指出对此必须小心谨慎,在“一带一路”中引入多国共担风险的同时,应进行整治风险保险机制、区域商事仲裁机构等风险防范机制的建设。此外还要防范企业经营风险和金融风险。

鲍达民同时是亚洲开发银行(“亚行”)顾问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国开金融顾问委员会成员,对于近期“炒得火热”的亚投行,他认为,现在倡导的亚投行是世界性质的,希望亚投行建成一个多边组织。

“一带一路”使世界发现新需求

第一财经日报:你对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第一印象和现在的认识是什么?

鲍达民:首先,此提议在各方面都有积极作用。在过去一些年里,世界经济经历巨大发展,例如,美国的洲际铁路使各州的经济联系更紧密。“一带一路”将是基建方面的巨大成就,不仅是美国,世界也需要这样的进步。

一带一路的提出,从对全球经济贡献的角度,贡献将是巨大的,也许规模仅次于“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是美国州际铁路网的建设,将美国整个经济联系起来。“一带一路”规模更大,但我想强调当今世界需要这样的基础设施,需要“一带一路”。

过去30年的贸易路线发生了巨大变化,世界上有一些地方仍然没有被覆盖,“一带一路”覆盖了亚欧地区没有任何线路连接的地带,也就是严重缺乏基础设施、贸易往来稀疏的地区。麦肯锡预计到2050年,“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将会贡献全球GDP增量的80%。当然前提是我们仍需要硬件和软件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就是需要公路铁路能源建设,还需要人文交流、人群流动、新想法和数据等。

中国首先做的就是(通过提出一带一路)使世界发现了新需求,中国做了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第二点,“一带一路”必须重视基础设施建设,把它放在第一位。要解放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内陆国家的生产力,这些国家拥有人才,都有潜力成为农业生产大国。由于是内陆国家,与世界的联系并不特别紧密,所以通过建立“一带一路”,他们的收益会很大。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对“一带一路”这一提议很兴奋。从很多方面都有积极作用,“一带一路”对反恐和地区安全也是有帮助的,它为沿经济带某些地区高达30%的无业青年提供就业机会。

日报:目前有一种担忧认为,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实际想将此作为地缘政治的工具,进行对外扩张,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此前回应,“一带一路”不是地缘政治工具。从经济数据来讲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必要性是什么?

鲍达民:我不同意这种担忧的观点。从私营的角度来讲,此项目带来很多投资机会。到2050年,30亿人可能会发展为中产阶级,并推动一些地区的城市化。可以想象,如果随着城市及区域网络的建立,沿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城市能发展起来并带动电力、商业服务和交通运输等行业,这将会是多么巨大的商业机遇。

另外,从亚投行的成立可以看出,中国在如何管理组织上,思想很开明,希望亚投行建成一个多边组织。中国明白,这必须是一个所有国家都参与的国际性组织,要不然很难发挥作用。如果其他国家(如乌兹别克斯坦)担心中国的动机,那么他们可能会做出异常举动,并且多数国家都希望这是一个多边合作组织,而非只有中国主导。

应建设“一带一路”跨国仲裁机构

日报:你认为“一带一路”是一个很好的提议,但时机的掌握和自身的能力也很重要。你认为,中国在这时候提出来,从时机和能力的角度来说恰当吗?

鲍达民:我看这是一件好事。中国有庞大的资本。虽然中国自身仍有许多事情要做,但从发展的角度来讲,现在向外发展正是时候。

就像2000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那样,中亚地区经济发展,需求加大,也带动中国经济增长,所以这符合中国利益。

虽然从中国能力的角度来说,这也有挑战,但现在倡导的亚投行不是中国一个地区的银行,而是世界性质的。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也讲到,他希望亚投行的管理阶层来自不同国家,所以我觉得亚投行会顺利筹建,并发挥作用。

不只是中国,加拿大也表示愿意用退休基金投资,还有长期积累的私人资本都正在找出路,也有很多长期存款希望投资基建。但要他们自己去投,比如投巴基斯坦,他们是不会去的,风险会很大,而亚投行(去投资)可能就比较安全。

日报:虽然中国在上次金融危机之后投放了4万多亿人民币的刺激计划,但那次是在国内市场,中国政府可以监控。而这次是在海外市场,中国政府无法控制资金走向,因此部分人士担心这些钱会打水漂。你对此怎么看?

鲍达民:这个担忧很有道理,我们也必须对此小心谨慎。但我觉得可以有其他方式。比如,资本不一定全由中国承担。中国可以占较小一部分,其他成员也参与投资,如英国意大利会投资的,因为他们有商业利益在其中,也可以吸引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些想进行长期投资的成员,希望有中国的稳定发展作后盾。

另外,还要建立相应机制,对项目进行风险评估。比如政府可以为企业建立政治风险保险机制,提供政治风险咨询服务,建立区域商事仲裁机构来解决跨国争端。中国还应积极推动建设“一带一路”跨国仲裁机构。

不会低估中国能力

日报:有人认为,中国倡导的“亚投行”仍没有足够能力去对抗现有的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大型国际金融机构,你对此怎么看?

鲍达民:从很多方面来说,中国是经济发展中的楷模。现有的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和亚行,都有其复杂的背景和影响,要改变它们很不容易。

但有时候,想在某一方面有所改革,最好的办法是建立一个新的东西。因为这能迫使人们去接受他们。只要中国能遵循多边合作的原则,比如“亚投行”不是叫“中投行”,就能吸引更多的人参与。

中国有相当高的技能完成这项工作,这点很值得尊敬。当我在加拿大顾问委员会上发言时,我会拿出从中国带回来的五年规划文件,向他们展示中国都做了些什么,比如对中国十二五计划进行评估,通过图表数据对一个个要素进行分析。如果加拿大政府也能做到那样,那将会多么令人惊奇。所以我不会低估中国的能力。

日报:中国财长楼继伟在发言中表示,将来亚投行的管理会比较复杂,您对此有何见解?

鲍达民:我想在这里引用前不久刚逝世的李光耀前总理的话,“我们必须从容应对矛盾,强求一致并非必要(You have to be comfortable with contradictions, consistency isn’t necessary)。”在我看来,楼部长想说,各国政府的现实各不相同,所以有时候组织公布的一些看起来很好的政策不一定适用于这个国家。因此,各个国家必须要根据实际情况,如本国的政治情况、人才、时间规划、挑战等,来执行政策。“一带一路”不能盲目实施或照搬模型。

日报:美国等西方国家一直对中国在非洲和中东国家的投资存在疑虑,麦肯锡在非洲参与程度很高,你怎么看中国在非洲的角色?

鲍达民:麦肯锡在非洲有很多办事机构,而我也在许多非洲国家待过。非洲国家的政府和当地商人都很欢迎中国的到来,而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带来了资本,更重要的是中国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如铁路公路。我对中国与东非国家之间的紧密联系很感兴趣,如坦桑尼亚、肯尼亚、乌干达、卢旺达等,按照中国标准修建的铁路确实把这些国家都联系在一起。

对中国发展建设能力充满信心

日报:为什么英国等西方国家想加入亚投行,是因为它们需要中国的资金,但是资金的背后意味着的文化、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影响,你觉得中国有能力发挥好资金优势吗?

鲍达民:在中国富裕之前,中国就早已是非洲人民的好朋友。此外,中国也不赞成殖民观念,而且中国注意对外形象,担心别人误解自己。我认为,许多非洲的当地居民会非常欢迎中国的到来,包括资金注入和技术支持。但同时,我想中国政府也要注意,不要只是输出中国劳力,要多聘用当地居民,带动当地社会发展,帮助当地学校教育等方面的发展,这样,中国在外的投资会更持久。

日报:在“一带一路”的倡导下,中国提议推动其他国家的工业化,也就是进行产能合作,可部分国家缺乏电力、水、道路等最基础的生产设施,在这种艰难条件下,你觉得中国是否能完成这一愿景?

鲍达民:这些情况都存在,但在30年前,中国也是这种情况,看看北京。像基辛格所说,如果把北京20年前的照片拿来看,他可能会大笑说你这是在开玩笑吗,北京怎么可能是这样。所以,中国能做到,其他国家也能。

各国还可以从中国身上学到很多,不仅是有关GDP增长方面的,更重要的是它的另外两方面。包容性增长,这与公平合理分配经济增长有关,还有绿色增长,因为我们不想要污染。各国可以学习中国这些最新的理念思想,用新方法来发展经济,保护环境,最新的理论和科技都被运用于此。所以,我对中国的发展建设能力充满信心。

(本报实习记者纪玮琪对此文亦有贡献)

    整理:至尊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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