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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已放开 但公立医院引入民资为何还那么难?

“目前我们医院用于发展的经费,多数还是依靠自筹,占总金额的七成左右,所以如果有社会资本进来,我们当然愿意。这个在以前尝试过几次,但在落实上其实很难,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一位沿海城市县级公立医院的院长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透露。

3月30日,《关于印发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年)通知》正式发布,在这份5年规划中,社会资本办医,尤其是与基层公立医院结合兴办民营医院得到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县级原则上只设1个县办综合性医院和1个中医院,其余的将会转身成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是引入社会资本共同经营。

据统计,目前全国共有各类县级医院1.16万家,如果以每个县保留两家公立医院来计算,在未来将会有约8000家左右的县级医院面临属性和级别的转换。

县级公立医院:发展缺资金

“虽说是公立医院,但多数的基础设备投入还是依赖自筹,自筹经费占总投资金额的七成。”在靠近上海的一个沿海县城,一位三级医院院长告诉本报记者,去年该院投资1000多万元进入智慧医疗项目,这些钱多数由医院自己出。

“像我们这些县级医院,基础设备还是很缺,国家现在提倡远程医疗、智慧医疗,可也得有基本的检查设备出报告,北京、上海的专家才能诊断不是?”这位院长向本报记者透露,像他们这样的县级医院在基础设施上依旧缺乏,而投入在教科研上的经费更是几乎为零。

据《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了解,尽管目前国家对远程医疗有一定补助,但在该院所处的省市,能获取该补助的县级医院名额仅有十个,而截至2011年底,该省的三级医院数量高达109所,要从109所医院中脱颖而出拿到补助,并非易事。

而另一方面,伴随着新医改政策的不断落地,原本属于医院的药品加成部分收入也减至为零。该院长透露,药品加成去年可为该医院获得约1800万左右的营收,占总营收水平的百分之七至八,这部分收入减少对医院的影响不小。

“在2007年以前,我们曾经通过员工集资的方式来筹建新的医院大楼,但是后来政策上不允许,没到期钱又都还给了员工,最后还是靠银行贷款。”这位院长告知本报记者,除了营收,目前医院发展依赖的主要资金来源还是银行贷款。

无论是引入基础设备还是发展远程医疗,要想完成新医改“90%的大病病人不出县”的梦想都需要资金的投入,但另一方面,以取消药品加成为代表的药价改革又将医院的收入进一步压缩。

“我是很愿意社会资本进来共同办医,我们现在想进一步发展都得依靠银行贷款,其实医院的压力也很大。”这位院长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

社会资本进驻遭遇政策“玻璃门”

“从批证到完成基建、人员配备到最后开业需要一系列的手续,兴建民营医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见到最快的投资者拿到包括土地、环保在内的所有200多个敲章,花费了6个月。”普华永道管理咨询总监陈麒元告知记者,比起敲章更难的是拿到民营医院的营业执照,“执照至少要一年才能拿到手,这个就得看关系了。”

长久以来,由于政策及其他壁垒的影响,民营医疗机构的自由生长受到了阻碍,如今在壁垒消除的基础上,它们在市场上的缺位或处于弱势位置的格局有望得以打破。而此次规划设立每县仅允许保留两家公办医院,也为民办医院的发展拓宽了发展空间。

“目前民营医院做得比较好的是各类专科医院,而综合性医院只要在服务半径内有公立医院的竞争,大多不容易做好。”普华永道思略特管理咨询公司合伙人孙超告诉本报记者,目前民营医院更多的发力点在牙科、眼科、高端体检这样的一些公立医院非重点领域,主要的原因还是避免跟公立医院的直接竞争。

“医院不会愿意放弃核心资源,而公立医院的医生也不会愿意到民营医院来就职。”孙超补充,对于多数医生来说,医生编制是稀缺资源,很多医生都更愿意在体制内工作,不少公立医院的名医生在行业内都代表着一种“权威”,而如果剥去了公立医院的光环,这种“权威”也将一去不复返。

也正因此,规划提出的社会资本出资与县级公立医院共同经营成为了发展综合性民办医院的良策:既解决了县级医院发展资金短缺的问题,又解决了民营医院难以吸引核心医生资源的问题,更缓解了公立医院与民营医院彼此之间的对抗。

但落到实处,这一政策的推进却是困难重重。

“作为一个院长,谁来给我认定这个合作的方式是否合理呢?现在无人判定,这个风险多数还是需要我来承担。”该院长告知本报记者,前几年曾有社会资本希望可以进驻医院,但最后都是无疾而终。

上级部门的犹豫态度是社会资本进驻公立医院流产的重要原因。

“管理医院的人没有钱,有钱投资的人不懂医院。”一位卫生系统的工作人员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直言,由于对社会资本进驻的比例、利润难以划分,细节性的政策还未出台,社会资本进驻公立医院在不少地区成了“烫手山芋”。

“在这个过程中老百姓可能还会怀疑,认为医院想赚钱,医院职工也会怀疑,担心福利待遇不如以前在体制内好。”该院长透露,在他看来最好的方式就是社会资本入股,但将资本交由第三方管理,而医院的管理架构以及性质不变。

这一想法,显然不会得到以“逐利”为目的的资本方认可。

“在中国做民营医院就像在做玻璃门,很多政策看得见,摸不着。”ifc高级投资官于家娣在第六届中国医疗健康投资峰会上表示,目前中国医生门诊以及服务的价格在过去20年几乎没有变动,仍以低于成本价的价格维持运营,社会资本若想通过投资民营医院或入股公立医院,服务价格不提升,根本无法获得基本收益。“非营利性机构”的利润蛋糕如何切割?如何满足资本和公共属性的双重要求?成为现如今社会资本进驻医疗机构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整理:左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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