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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中的抗美援朝

1950年10月底,美国飞机轰炸新义州,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

1950年10月,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此时,美国武装侵略朝鲜,霸占了我国台湾。大会闭幕时,英雄们举行了庄严的和平签名仪式,顿时会场变成了誓师大会。

1950年11月中旬,在云山战斗中被俘的美骑一师之一部。

坚守在上甘岭战壕里的战士们,手里拿着毛主席的照片宣誓:“请祖国和人民放心,请毛主席放心,人在阵地在。”

上甘岭前线指挥部干部,迅速指挥运输队,冒着敌人的炮火,向上甘岭597.9,537.7阵地送弹药。保障战斗的胜利。

1953年7月24日,彭德怀司令员在开城前线视察(左一为杜平将军)

纪念大会上,志愿军英雄模范向金日成首相敬酒。左起志愿军模范护士刘玉珍、战斗英雄关崇贵。

第三届慰问团副总团长梅兰芳(左)与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右),在朝鲜开城同台演出《打渔杀家》

1958年志愿军凯旋归国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这是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归国的代表、模范医务工作者解秀梅。

 

主动请缨

64年前,作为《解放军画报》记者,我有幸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从渡过鸭绿江开始到1953年7月27日开城停战签字止,在近三年的时间里,我几乎在朝鲜这块英雄的土地上,度过了艰苦、自豪、胜利的全过程。我既目睹了美国侵略者在战场上的凶残和在谈判桌上的狡诈,也与志愿军指战员一起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亲历了中朝两国军队与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

中国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为新中国赢得了60多年的和平环境,确立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维护了亚洲和世界和平。

1950年10月,我正在北京采访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闭幕式上,针对美国武装侵略朝鲜、霸占中国领土台湾,严重威胁我国安全的情况,英雄们举行了庄严的和平签名仪式——在斯德哥尔摩宣言上写上自己的名字。会场变成了出征誓师大会,会议一结束,他们便随部队登上火车,奔赴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

那时,我刚满20岁,是个血气方刚、不怕艰险的革命军人。作为一名部队的摄影记者,理应义不容辞地主动要求上战场,到火热的斗争中去。10月底,我带着喜悦、豪迈的心情从北京出发,乘火车到达中朝边境的安东(现为丹东),抢拍到志愿军雄纠纠、气昂昂垮过鸭绿江的壮观场面。为了尽快入朝赶上过江的志愿军部队,我又单枪匹马,登上开往前线的弹药车队。汽车沿着鸭绿江北岸前进,因美国飞机十分猖狂,直到傍晚车队才从长甸鸭绿江渡口浮桥进入朝鲜国土。当时刚下过大雪,崎岖的山路又陡又滑。一路上不断看到有朝鲜群众修路、铲雪,他们嘴里还哼着朝鲜民谣。大部分是妇女和老人,男同志到前线打仗去了。他们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使我感到朝鲜人民是不可战胜的。为了防空,汽车一直在无照明条件下行驶,一不小心就会掉进万丈沟壑。我身上只穿着棉衣,挡不住凛冽刺骨的寒风,冻得全身打哆嗦。可是,看着美军给朝鲜人民带来的灾难,我的心在燃烧、在愤怒、在憎恨。

凌晨4时,到了志愿军总部所在地大榆洞,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就在这里指挥着志愿军的千军万马。大榆洞是朝鲜著名四大金矿之一,位于平安北道朔州郡。接待人员将我安排在一个大山洞里,条件十分简陋,床铺是低矮的木板架起来的,空气混浊、满地潮湿。为了尽快赶到前线,天刚亮,用过早饭,我找到志愿军政治部宣传部的同志。了解战况后我决定到正在担任云山战斗主办军之一的第三十八军采访。傍晚我坐上送弹药的车继续前进。

战场的气氛越走越浓,路两旁的房舍几乎全被炸光,不时可看到朝鲜老人、儿童和妇女蜷缩在临时挖的防空洞里艰难地生活着。好容易找到了第三十八军前线指挥部,主力部队正在激烈地战斗着。云山位于朝鲜平安北道,周围群山延绵,是一个仅有千户人家的小镇。云山守敌是美军骑兵第一师第八团和伪军第一师第十二团。美骑兵第一师是华盛顿时代建立的开国“元勋师”,至今仍保留着“骑兵”番号。不过,他们现在不再是骑着高头大马的骑兵,而是一支彻头彻尾的机械化部队了。他们自吹建军160年来没打过败仗,是深受美国当局宠爱的一张“王牌”。

云山战斗也是中美两军现代历史上的第一次交锋。

在这次战斗中,我军首次以劣势装备歼灭了具有现代化装备的美骑兵第一师第八团之大部及伪军第一师第十二团一部,共歼敌2046人(其中美军1840人),缴获敌飞机4架、击伤敌机1架,击毁与缴获坦克28辆,缴获汽车176辆,各种炮190门及大批枪枝弹药等。云山惨败,震动了白宫。杜鲁门的女儿后来写道:“在朝鲜开始发生惊人事件,第八骑兵团几乎溃不成军。”麦克阿瑟的继任者李奇微承认:“中国人对云山西面第八骑兵团第三营的进攻也许达到了最令人震惊的突然性。”“第八骑兵团在云山总共损失一半以上的建制兵力和很大一部分装备。”

云山战斗是我在朝鲜战场采访的第一个大战斗。这个巨大胜利,大涨了中朝两国人民和军队的志气;也给世界爱好和平人民很大的欣慰和思想的解放——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没有什么可怕的!

 

上甘岭战斗

1952年10月中旬,中国第二届赶朝慰问团来到朝鲜志愿军总部桧仓驻地,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邓华将军,在慰问大会上向祖国人民报告时讲到,我志愿军在金化以北五圣山一带的上甘岭地区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进行浴血奋战,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特级英雄黄继光更是志愿军战士革命英雄主义的集中代表……

当时,慰问团副总团长、解放军总政文化部长陈沂同志,告诉我们——解放军文艺社的陆柱国、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谢杞宗及助理和我共4人,立即到上甘岭前线采访。邓华副司令员亲自为我们联系去上甘岭的车辆,因为小车实在抽不出来,我们4人乘了一辆卡车,只好躺在“硬卧”上睡大觉。由于道路不平,车摇煤球似的滚来滚去,经过两个夜间的颠簸,凌晨3时左右快到第15军前线指挥部时,汽车在一座山上攀行,可能是司机同志开车疲劳所致,车突然翻下山去。车翻过来调过去的往下滚,我们4人相依为命地抓住车梆子,幸亏一棵大树挡住了,才使我们死里逃生。大家都受了轻伤:不是手腕扭了,就是头碰个大包、还有的脚关节扭伤。这时,空中来了敌机,车灯还亮着,喇叭关不上,司机好容易爬出慌忙用大衣盖住两个车灯,以防不测。我们只好走下山找部队,恰好碰上了第15军后勤部的同志,他们得知是祖国慰问团的,格外亲切,还给我们找医生看了伤。

天一亮,我们就来到江水岱附近的一座小山上,森林密布,空气格处新鲜。这就是志愿军第15军前线指挥部。秦基伟军长与其他军首长接见了我们,为我们设宴洗尘。宴席虽然简单,没法跟现在比,但在战争环境中,能吃到可口的饭菜已数难得。我坐在秦军长的左边,在交谈中,他知道我是解放军画报社的记者,更增添了信任感。他蓦地从木屋里取来一台德国制的康泰克斯照相机递给我,询问照相机的使用方法;光圈、速度、距离的关系,室内如何曝光等,以及平时维护照相机的事项。当天下午,我们参加了秦军长与上甘岭战斗中坚守坑道14昼夜的英雄八连代表的会见,并听取了英雄们的战斗事迹。秦军长详细询问了八连指导员王士根的战斗过程:怎样英勇顽强地与美国侵略军战斗的?如何打退敌人数十次进攻?特别到后来——水、食品都缺乏的情况下,怎样一边战斗,一边克服艰难险阻,最后取得胜利地?王士根和八连战士异口同声的回答是:“为了祖国和朝鲜人民。”秦军长激动不已,高度赞扬了八连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对祖国人民的忠诚。

在战士带领下,我们步行穿过数道封锁线进行采访,不时利用地形,躲避炮弹的落着点,又过起了战地生活。这也是部队摄影记者的“家常便饭”。我们终于来到五圣山前线炮阵地指挥所,这里昼夜24小时都在打炮,震的地动山摇,但逐渐也就习惯了。在这里,听到的英雄事迹感人至深,如某营电话班长牛保才在检查电话线时,两条腿被敌炮火炸断,但仍拖着断腿爬行到断线头,用牙咬着把断线头连接在一起,让电话通过自己的身体保证了战斗命令的顺利下达,使部队取得了歼敌500多人的胜利。在一次反击战中,敌人残存的火力点以密集的火网把我突击队压在山脊上,连续组织三次爆破都没成功。离天亮只有40多分钟了,如不尽快炸毁敌人中心火力点,反击任务便难于在天明前完成。在这关键时刻,营部通讯员黄继光挺身而出,当接近最近一个地堡时,黄继光已负伤七处,他咬着牙投出最后一颗手雷,敌人机枪被炸哑了。黄继光也昏倒了。但是当突击队跃起来刚要冲锋的时候,敌人的机枪又响了。倒在血泊中的黄继光一跃而起,扑向地堡,用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机枪射孔。在“为黄继光同志报仇”的呼喊声中,突击队迅猛地冲上山顶,零号阵地又回到我军手中……

志愿军这种视死如归的英雄壮举,令贪生怕死的敌人胆战心惊,他们感到不可思议。美国前线指挥官惊呼:“中国军队为什么不怕死?可能是服用了什么药物吧!”

上甘岭战斗,虽然是在一个很狭小的阵地上进行的,但它的激烈程度与志愿军的勇猛顽强,在世界战史上少有。敌人为争夺面积不过三平方公里的几个山头,投入了两个多师的步兵,一百多辆坦克和美第八师的炮兵总预备队,平均每天发射炮弹2.4万发,最多的一昼夜将近30万发;平均每天出动飞机63架次,投掷重磅炸弹500多枚及无数凝固汽油弹;坦克每天出动30至70辆,使狭小的597.9阵地和537.7阵地山头被削低了两米,山上的岩石被炸成一尺多厚的黑色粉末碎石,许多岩石坑道被炸短了三、四米。但是,打了一个多月,敌人死伤2.5万余人,毁伤飞机200多架,阵地仍在我军手中。

上甘岭战斗经过43昼夜的激烈较量以我军的胜利结束。志愿军领导机关两次致电上甘岭前线作战部队指战员,嘉勉和祝贺他们在防御战中获得的光辉胜利。

 

欢腾的碧潼战俘营

1951年4月,由于我志愿军节节胜利,迫使美军退回到“三八”线以南。美国和所谓联合国军被我军俘获成千上万,我志愿军在朝鲜北部碧潼建立了一个战俘营。

碧潼郡位于平安北道,靠近中朝边界,是一个半岛,东、西、南三面环水,西面是水连高山无路可走,只有北面是陆地。看上去,这儿全然不象是关押战俘的地方。战俘住的是民房,虽说不算宽敞,但很整洁。饭堂、俱乐部、篮球场一应俱全,营区周围没有设置铁丝网。碧潼战俘营收容的美国、英国、法国、土耳其、菲律宾等13个国家的战俘,这些不同肤色的战俘各有各的信仰,各有各的习惯和爱好。

我军宽待俘虏政策,早在1946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对俘虏工作的指示》中就已制订。这一政策在志愿军入朝作战中严格执行。

1951年12月25日是圣诞节,碧潼战俘营中的欧美战俘都很重视这个节日,虽然志愿军生活十分艰苦,物质条件极差,但还是想方设法地回到祖国为战俘采购味美可口的食品。为了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还特意给每人买了一只鸡代替他们吃的火鸡。会场上布置了圣诞树,银色的钟,红烛,还有香烟、糖果,墙壁上贴了许多标语,会场充满了西方风情和宗教气氛,足以使英、美籍战俘,想起他们在本国和平时期与家人共度节日的情景。除此之外,还开设了“教堂”,供英、美战俘作礼拜。战俘们化妆成圣诞老人给参加晚会的人发放圣诞包。他们愉快地跳起土风舞,打起橄榄球、篮球。

战俘对志愿军的作法感动极了。他们进会场后,不断地做各种动作,发出各种声音来表示他们的惊奇和感动。有的拿出本子来抄写会场上的标语,有的感谢志愿军对他们的宽待,有的介绍自己过去在德国战俘集中营受苦的情景,并和我们的宽待作对比。一个美国战俘说:“德国人是信奉天主教、基督教的,他们不但不给我们过圣诞节,而且虐待我们。中国人不信宗教,但为我们筹备一个隆重的圣诞节,我们深深感到中国是世界上最讲文明的国家。”还有的咒骂杜鲁门、麦克阿瑟和华尔街的老板们,害得他们不能在圣诞节和家人团聚。晚会上,战俘们还自动高呼:“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

志愿军碧潼战俘营,平时供给战俘足够的日用品。1951年冬天,为战俘每人特制了一套新棉衣,一床新毯子,一双新棉胶鞋。以后,每年为他们发两次全新的统一的夏冬全套制服。定期配发牙膏、牙刷、毛巾等物品,烟斗、卷烟纸、糖果、点心也满足供应,每星期还发五盎司的烟丝。在战俘营中还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各团都有俱乐部,玩具有棋子、扑克等。体育活动有美俘喜欢的橄榄球、英俘喜欢的足球。夏天有游泳、冬天有滑冰,还有摔跤、足球比赛和拳击赛等项目。战俘营中有可容纳三百多人的平台,成了战俘们开展拳击活动的最佳场所。战俘们的运动会,受到了非常热烈的欢迎。美俘说,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世界上的战俘营没有开过这样的运动会。他们写了几百封家信,报告运动会的盛况。

在战俘营我还认识了新华社记者李平同志,他当时22岁,年青有朝气,英语很好。由于他对党的政策学习得好,很会作瓦解敌军的工作,所以战俘们都愿意和他交朋友。李平微笑着同美俘莱德勃郎交谈,讲解《每日新闻》登载美国国内人民呼吁杜鲁门停止朝鲜战争的有关消息。莱德勃郎无拘无束,和拉家常一样无保留地揭露他们的政府侵略朝鲜的罪行。很多美军和所谓联合国军战俘纷纷写文章谴责他们的国家,李平还将他们写的文章录了音,及时发回北京,通过电台广播出去,用战俘声音批驳了美国政府诬蔑我军虐待战俘的谣言。敌人说,李平采写录制的稿件比炸弹还厉害。

 

鲜明的对照

与志愿军善待战俘相对照,美军在朝鲜战争中虐待志愿军被俘人员罪行累累。作为一名军事摄影记者,我亲眼目睹了志愿军是如何严格遵守日内瓦有关战俘公约,优待俘虏的;也见证了美帝国主义恩将仇报,对待我们的被俘人员毒打、挖心、割耳朵乃至吊死的残暴!

以美国为首的16国所谓联合国军,严重违背日内瓦战俘公约,残酷迫害志愿军被俘人员,强迫他们进行体力劳动,强迫听美蒋特务的“训话”。在会上,特务们规定每一个人都要把“训话”记住,都要把“训话”的内容重背一遍,背错了就打得浑身是伤,特务们一次又一次地逼着写“血书”,把被俘人员一个接一个带进特务的审训室,用刀片害开每个人的左手手指,然后用毛笔蘸着流出的鲜血,再逼着他们用右手打自己的手印,“血书”上的话,都是特务们事先编造好的,其目的是叫志愿军被俘人员背叛自己的祖国。我志愿军180师政治部主任吴成德被俘后,被他们折磨得骨瘦如柴,他当时只有30多岁,可是由于美方非人虐待,头发脱落了一半。美蒋特务曾在单独关押他的牢房里按装了两个高音喇叭,每天在喇叭里喊叫:“吴成德,快交代。”弄得他白天黑夜不得安睡,受尽了折磨。一位名叫李威的志愿军被俘人员在一次特务组织的讨论会上质问说:“你们说美国不是侵略者,那么,美国为什么还侵占着我们的台湾呢?”就因为这样一句话,特务们当场就把他拖到酷刑室给活活打死。一名叫马志堂的被俘人员,在一次讨论会后,悄悄地与一位同难者说一句“再也受不了这种罪了”,特务听到后马上把他毒打一顿,第二天早晨,大家发现马志堂已被特务吊死在厕所里。在美国一个战俘营里,有5千多志愿军被俘人员,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被敌人用各种方法残酷杀害的就有10多人。美国为了作医学上的试验,还把我方被俘人员当作动物一样进行解剖。有些我方伤病的被俘人员,还没咽气,就被敌人挖出心肝来,或者把皮肤一块块剥下来留作试验,然后把剥得血淋淋的尸体用草席卷起来扔到山沟里了事。

 

孟昭瑞作为战地记者,深入抗美援朝战争第一线,在鸭绿江畔、上甘岭、板门店,他用影像记录“最寒冷的冬天”,为公众直观了解抗美援朝战争留下了珍贵的历史图片。《亲历抗美援朝战争》是其生前最后一部亲自整理的著作。

    整理:枫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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