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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顾宝昌:关注人口新常态的四个预警信号

中国正在进入以快速老龄化和超低生育率为主要特征的人口新常态。在新的人口常态下,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中最大的挑战是人口红利消失,人口负债显现,老年人口的赡养率(劳动年龄人口与老龄人口的比率)迅速提高。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认为人口问题虽然不像地震和埃博拉病毒那样具有突发性,但一旦形成就很难解决。他建议,要关注人口新常态的四个预警信号,根据人口结构和数量的变化及时调整政策,积极加以应对,避免在未来陷入更大的被动。

单独二孩政策遇冷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第一财经日报:去年开始实施的单独二孩政策一直很受关注,人们都在看,到底政策放开后会不会出现过去担心的生育高峰。从有关方面的统计数据看,这个高峰并没有出现,相反,各地的反应都比较平淡。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单独夫妻为什么不愿意生呢?

顾宝昌:从各方的统计数据看,单独二孩政策遇冷已经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官方统计,全国现有单独夫妻约1100万对。有关方面曾经预计,单独二孩政策放开之后,全国可能会每年增加出生人口100到200万。实际上呢,2014年全年申请二孩指标的单独夫妻只有100万对,出生的单独二孩数量就更少了。2014年出生人口比前一年增加47万,这其中是单独二孩的远远少于47万。包括我们在基层进行调研,基层的计生人员也说,很冷,没有预料到的冷。所以,单独二孩政策遇冷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清醒剂,让各方看到,中国人现在的生育意愿已经非常低了,仅仅是单独二孩这样的政策微调对于生育率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另一个,我们看到中国人的生育行为更加个性化和多元化,没有必要再用一刀切的政策加以限制了。比如我们在江苏进行生育意愿的调查,发现有的育龄妇女说,我坚决不要第二个(孩子),符合政策也不要。有的就说,我一定要第二个。跟你的小说《北京孕事》里描述的一样,有人觉得一个(孩子)就够了,有人想要两个,而有人还想做丁克,一个不要。

我在西双版纳调研,很意外地发现那里山上的村民都网购了。他们的消费行为、思想观念都在发生巨变。所以我们需要以一种与时俱进的态度来看待生育政策。人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早已经发生变化了,基于自己一厢情愿的假设而严格控制生育已经过时了。

但是有些地方上还存在一种倾向,就是各地政府官员过度关注GDP,关注计划生育率。他们关注数据排位,关心自己的政绩仕途,但很少关注决策对家庭的影响。所以我说,单独二孩政策的最大意义,就是教育了一批人。过去的陈旧观念,以为政策一放开大家肯定拼命生,事实不是这样,甚至是相反,这个时候就要求我们有勇气去面对现实,改变过去的观念,顺应时势进行生育政策调整,否则必然会加剧中国人口已经出现的危机。

四个信号预警中国人口危机

日报:现在中国已经进入以低生育率和加速老龄化为特征的人口新常态,您怎么评价这种新常态,这里面有什么样的危机是我们应该警醒的?

顾宝昌:我们应该关注人口新常态下传递出的几个信号,首先是刚才谈到的单独二孩政策遇冷,从中可以看出年轻一代的生育意愿已经非常低了。其次是劳动年龄人口连续三年减少。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从2012年开始以每年数百万的速度减少。但这只是开始。劳动力减少是三部曲,首先是年轻劳动力减少,像中国,十多年前就开始出现民工荒,这就是年轻人减少的表现。然后是整个劳动年龄人口变老,虽然劳动年龄人口的总量还比较大,但是年龄大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增加。第三就是整个劳动力规模迅速萎缩,现在每年是几百万的速度减少,将来会以每年1000万的规模减少,十年就能减少一个亿。这是个很可怕的速度。

第三个信号是老龄化。到2035年,一边是劳动力大幅下降,一边是老龄化大幅上升。中国人口会陷入全面危机。怎么解决?要么多收税,要么降低老年人福利。多收税年轻人不满意,降低福利老年人不满意。养老会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因为从人口金字塔看,今天的底部是将来的中部,现在的孩子比重小,将来支撑经济提供税收的青壮年就少。这个问题从日本的困境已经看得很清楚,但是中国,因为还没有到来,所以很多人认识不到。

第四个信号是低生育率,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中国总和生育率只有1.18,这已经非常低的水平,即每个家庭平均只生育一个多一点的孩子。根据人口学标准,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1-2.2)与1.8之间,称为低生育水平;总和生育率在1.8—1.5,称为极低生育水平;总和生育率在1.5以下,称为超低生育水平。尽管有观点认为,六普存在漏报,所以实际的总和生育率应该高一些,但是即使考虑到漏报的因素,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依然是极低的。所以我的态度是,不管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是1.2,1.3,还是1.4,1.5,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中国已经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生育水平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在这个问题上,不要纠缠枝节问题,而是要看大趋势。绝不能把数据误差作为拖延政策变化的理由。

日报:现在人口问题成了热点问题,不光是人口学者,经济学者、法律学者,甚至普通民众都很关注这个话题。今年两会,也有不少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的议案和提案是关于生育政策调整的。您认为生育政策应该怎么调整为宜?

顾宝昌:我的观点是尽快对现行生育政策进行调整,全面放开二孩,取消生育限制。因为从目前的人口结构和生育水平看,已经没有理由、没有必要继续控制生育了。

我仔细品读过1980年团中央发出的公开信,这是一篇少有的写得很好的文件,言辞恳切,通情达理,说将来等人口形势变了我们的政策就会随之调整。但现在,当年的一代之约早已经过去,生育政策应该顺应时势,迅速进行调整了。现在的形势可以说非常危急了,不能再耽延了。

人口问题的发生和积累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不像地震不像洪水不像埃博拉,它的显现是一个较长期的过程,但是一旦问题形成了,它往往具有不可逆性,我们还能做什么?到那时候可能真的就做不了什么了。日本、韩国的人口学者十几年前就在提醒我们,你们(中国)要小心,不要步我们的后尘。

但是我们确实正在步日本和韩国的后尘,而且我们的问题可能比它们还要严重。因为我们的观念还没有转变。虽然中国人口已经进入新常态,但是我们很多人对人口新常态的认识不够,还是停留在老常态,还是用老观念去看新问题,还是坚持对人口要严控的态度。正如你的小说中所反映的,每个家庭的生育窗口期由于种种原因实际上是很短暂的,决策的迟缓无可避免地改变了多少家庭的命运,也对中国的人口结构产生的负面影响。青少年占总人口的比重越来越低,老龄化迅速提高,未来的中国会面临更多的挑战和危机,可能远比我们今天看到的要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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